来自《西安晚报》的消息说，继今年7月1日，西安市7区一类区的最低工资标准由600元/月提高到760元/月后，记者获悉，本年，该省拟再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，但涨幅会小于上次调整的幅度。

我一点儿也不觉振奋，自己不振奋，也不为西安、陕西的劳动者振奋。因为，类似的调整，早已渐渐失去了实际意义。

我至今没有去过西安，但每月760元收入，能否在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一类地区里生活下来，却是可以想见的。炒菜敢放油么？晚上敢用电么？应该就成其为现实问题。我想问一下：如今，在西安市的一类地区，实际的、市场性质的工资标准是多少？

且说一说我生活的这座城市吧。湖北荆州，今时今日，为中国内地极其普通的中小城市之一，近些年来经济发展速度较慢，甚至要说很穷了。就在这座城市下辖的乡镇里，工价，现在大致是这个样子：检棉花，或者做农田里其他一些劳动强度并不大的活儿，60－65元/天；木工，100元/天；泥瓦工，120元/天；泥瓦小工，80元/天，除此以外，每天要供中午饭，必须有鱼有肉。是为市场标准的、相对低端劳动者的劳动待遇。同时，经过大幅调整后，荆州城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在今年达到了750元/月——我们这样一座小城的最低工资标准原来基本不比大都市西安低，于某种语境中，几乎要说是“德政”。然而，实际上，拿着这样一个标准的劳动待遇去市场上招聘，只能无望而归，基本就不会有劳动者来“自投罗网”。尽管，我们荆州，真是很穷的一座城市。以故，荆州市今年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，尽管幅度很大，但实际上不能令普通劳动者振奋，于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，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。这样的工资调整，只能说是“空调”。

不幸的是，这样的“空调”，基本已成为现实国情。目前，国内最高标准的最低工资标准，大约是深圳市的1100元吧（再扣掉个人承担的社会保障费用部分，就只剩下区区数百元了），我想问一下深圳市委王书记，问一下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：这些天，在深圳市场，普通大米多少钱1斤？1斤白菜多少钱？1斤猪肉多少钱？如果不是靠了拼命加班，一个在单位时间段内辛苦劳动着的劳动者，他能否养活自己？他应不应该能养得活自己？深圳已经如此，何况在其他地方。

“空调”，构成中国最低工资制度的最大问题。即最低工资标准已远低于市场性质的、相对低端劳动者的实际待遇标准，已名存实亡。衍生出“怪现状”：因为并非为“实调”，越是低端劳动者，越与最低工资标准没有多大关系，而既然为“空调”，为“空头人情”，无须费力落实，越是引得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兴趣，不仅关乎工作惯例、例行公事，也渐渐能成为特定框架体系内拿得出手、说得出口的“德政”。尽管这“德政”，置于现实生活中，基本为“空德”、“无德”。

为民生计，人们所期望者，当然是“空德”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德，“空调”能变成为“实调”，使得最低标准的工资中真正包含了道义、责任，包含了对于劳动价值、劳动者尊严的承认，至少能够保证：任何一个劳动者，他在单位时间段内的辛勤劳动所得，能够维持他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、底线基础之上的生活水准。社会财富本为劳动、劳动者所创造，任何一种工作，任何一份职业，但凡他还有存在的必要，就是有足够价值的，就是应该能维持劳动者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、底线基础之上的生活水准的。

所以，才有国际惯例：最低工资标准应及于社会中等收入水平的一半左右。但中国没有权威的社会中等收入统计，那么，揆之现实国情，取财政供养人员平均收入——包括现金收入，以及量化的福利收入——为标准好了，设定于后者三分之一至一半的水平上，应该是比较合适的，能够保证劳动者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、底线基础之上的生活水准所需。换句话说，则财政供养人员实际收入不能超过最低工资标准的2－3倍，亦为国际惯例，对于权力的具体约束措施之一，体现了政府、公务员与民众同甘苦的气度。